俄罗斯的帝国病 (上)

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已经存在了300多年。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成为一个帝国,直到1917年才改组为一个新帝国,即苏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有机会重新定义自己,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联邦国家,但俄罗斯人却选择了强势专制统治和怀念帝国的道路。这导致了在高加索、叙利亚、格鲁吉亚的一系列战争和冲突,以及当前的俄乌战争。

沙皇时期的俄罗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大致相同。随着精英的出现,生存空间开始扩大,因此开发新土地的征服战争不可避免。毕竟,任何帝国主义的本质都是殖民政策。


有一些典型的殖民帝国,即宗主国(建立或征服殖民地并拥有这些殖民地的帝国中心)与其殖民地在地理上并不相连的国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这个首都位于伦敦的岛国从未与其领土有陆地边界,而这些领土的面积要比宗主国本身大得多。这些帝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荷兰。


俄罗斯把自己建成了一个民族“边缘”帝国,即宗主国与殖民地在领土上联合在一起。除了俄罗斯之外,这种帝国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奥匈帝国。

俄罗斯建立民族“边缘”帝国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模糊了真正的俄罗斯领土与殖民地之间的界限。举例来说,英国人无法将传统的印度或苏丹作为原始的英国领土,而俄罗斯在殖民化过程中,却越来越多的对从未有过俄罗斯血统的领土主张“原始权利”。

长期以来,俄罗斯人不仅希望得到乌克兰人一直居住的土地,而且也希望得到(并将继续希望得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外高加索地区(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伊奇克里亚)和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北部、吉尔吉斯斯坦)。


例如,同为民族“边缘”帝国的奥匈帝国就没有这样的政策。他们明确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及其至少基本的自决权。当时有学校和文化组织用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和教育,该帝国本身也不是专制的,直到1918年帝国解体。


相反,俄罗斯帝国的宏大叙事建立在“你把帽子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俄罗斯”的原则之上。也就是说,他们不尊重被征服和殖民的民族。他们试图尽可能地同化所有民族,使他们成为被征服的“俄罗斯人”。不管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斯拉夫东正教居民,还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是北高加索和乌拉尔的穆斯林,甚至是远东的亚洲人。俄罗斯帝国主义将所有这些民族“碾压”成一个共同的群体,将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强加给被征服的民族。

然而,1917年,俄罗斯帝国在消极的社会因素、两次战争失败和专制政府完全无能的影响下崩溃了。但是,在镇压了1917-1922年的民族革命(包括乌克兰)后,俄罗斯得以转变为一个新帝国,即苏联。

作为新帝国的苏联

新帝国是指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杠杆,试图通过建立所谓的势力范围来征服更多邻国领土。新帝国与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密切相关,新殖民主义是指一个宗主国通过经济、军事或政治压力试图保留其前殖民地的政策。


苏联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形成的一个成熟的新帝国。当时,苏联以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推行集体化(在统一独立农户的基础上建立大型集体农庄。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在经济上完全控制了其公民,实现了独裁思想,因为当时农民占人口的85%以上)和工业化,形成了新帝国的经济和军事盾牌。此后,斯大林政权首先开始瓦解列宁征服的共和国和自治州的独立残余,然后向周边领土扩张。

首先,苏联于1939年吞并了波兰东部领土,随后又吞并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发动了对芬兰的侵略战争,并吞并了远东的图瓦。二战胜利后,东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都依附于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东德。


在一段时期内,苏联还试图将南斯拉夫置于其影响之下,并削弱奥地利。此外,斯大林政权将其在1941年之前占领的领土完全合法化,并吞并了前东普鲁士领土(现为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州)以及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现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日本对此有争议)。


在获得新的土地后,苏联已经有了新帝国的感觉。在此值得提及的是,当苏联仅存在于一个构想层面时,曾有三个建立苏联的计划:列宁的联邦计划(最终获得批准)、独立国家联盟计划(由格鲁吉亚共产党提出)以及斯大林倡导的自治计划(即所有共和国作为自治国家成为大俄罗斯的一部分)。

在建立了苏联之后,斯大林无法违背列宁的意愿(他已将列宁塑造成数百万人的偶像),而是决定实施“自治化”计划,与其说是在法律上,不如说是在事实上,剥夺苏维埃共和国任何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宣示性的主体性。就连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部也只是为了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为莫斯科争取更多席位而虚构出来的。

但新帝国模式的复制不仅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斯大林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恢复了帝国传统。例如,他将象征沙皇军官的肩章归还给军队。他恢复了舞会传统,不过不是圣诞舞会,而是新年舞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帝国最杰出的军方人物被复苏: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乌沙科夫和纳希莫夫。时至今日,许多乌克兰街道、广场或公园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此外,在血腥的“无神论五年计划”中,牧师和其他宗教人士遭到屠杀,斯大林恢复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它完全被特工渗透,但官方将其定位为一个大型宗教组织。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层面,斯大林逐渐放弃了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新世界”思想,在新世界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流言蜚语”将无立足之地,转而开始将帝国叙事编织进苏联新帝国的宏大叙事中。


20世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掌权时,苏联新帝国经历了又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变革。从那时起,整个苏联新帝国机制显然需要更新国家的宏大叙事。这是因为这个新帝国机制需要不断开展大规模、高耗资、收益不明甚至可疑的项目(在中亚开发处女地、与美国进行太空竞赛、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阿富汗战争、支持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政权和游击运动等)。

正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胜利的神话出现了,并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苏联人民”的概念形成了,它最终抹杀了任何其他认同选项。最终,“苏联生活方式”的概念出现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教条,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能成为新帝国的好公民并享受幸福。